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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9:七十年代人的集体画像
七十年代人的集体画像 ●[1970年生] 因为踩到了一点尾巴,所以对“文革”有点淡漠的记忆,说不上喜欢,也不是特别讨厌。接受理想化的东西多一点,对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充满向往;喜欢看抓阶级敌人和特务和连环画;早期看过的电影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上中学时女排“六连冠”,对女排里的姑娘们的名字非常熟悉,找女朋友喜欢梳着梁艳一样马尾辫的纯情女生;没见过很有风韵的女明星,崇拜的影星是巩俐,因为巩俐的身上有乡下女孩的纯朴劲儿;不少人已成为单位领导决策层人物;混得不太如意的人也开始被后来者尊敬地称为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大多数已婚,正是生儿育女的主力,在街道大妈们的视线里出现的机会最多。 ●[1971年生] 他们是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歌上的小学,后来被改唱为“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元钱,把它交到妈妈手里边”;《少林寺》热播,引起习武热,产生过出家习武的念头,后来一些人开了武校;女的挺喜欢冯程程,对许文强爱得要命;男的看《霍元甲》挺上瘾,但穿着多喜欢中山服,后来很多人戴许文强的礼帽和白围巾;上中学时爱抄歌,制成“歌本”并贴上女明星的照片收藏,这个习惯后来影响了之后两年出生的人;对1990年亚运会的盛况津津乐道;爱看《围城》这部电视剧。钱钟书式的幽默成为时尚,跟父母爱看《渴望》形成鲜明对比;上大学要军训了,言必提老山英雄,唱《血染的风采》。 ●[1972年生] 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开始在他们的生活里体现出来,不仅经常提到学习雷锋好榜样,还在作文里经常引用张海迪的例子;万元户开始受到重视,也是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但现在他们好多人早不止这个数了;大部分城市出生者已经是独生子女了,一些因超生而被罚款的孩子经常起“李二百”或“苏三白”这样的名字;是最早一批港台歌星的“追星族”,知道了苏芮;大学时已经有一批人到商业的海洋里邀游,不过尽倒腾些磁带、丝袜、贺卡之类的小玩艺儿;今年29岁,不过如今这年龄算不上“大龄青年”,很多人还唱着《单身情歌》寻找另一半。 ●[1973年生] 他们有的小时还受一些苦,农村的孩子肯定对苞米面大饼子记忆犹新;只能从图书馆或者父母的嘴里知道“文革”了,对父辈们不用花票钱就可走遍全国的大串联羡慕不已;最狂热“追星族”终于产生了,不过他们追的星现在差不多都已退隐江湖,他们对陈小春之流根本不感冒;在他们十四五岁的时候“霹雳舞”开始流行,很多人因为舞跳得好而成为小女生理想的男朋友;保送上大学的情况开始增多,大学毕业时就业越来越难,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人选择了考研;现在他们大概研究生毕业了,但好的工作还是不好找。 ●[1974年生] 一个苹果分两半,吃了奶糖留糖纸,过年穿新衣服;会知道诗人顾城自杀的事;他们好像是最后一批文学青年,因为搞文学而受到女孩子的青睐;每个人都有崭新的红领巾,比裤子干净得多;上大学时赶上中国“申奥”不成和冲击世界杯失败,有的人因此砸了酒瓶,大学周围的小酒馆开始成为一景;男孩子大都对军事感兴趣,看过《军事世界》一类的杂志,对军用飞机和舰艇的事了如指掌;国内的原创流行歌曲开始有一片天地,但很幼稚,一般被当作幽默来说;看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感动得一塌糊涂,对找不到孙少平那样的女朋友尤其感叹。 ●[1975年生] 小学生时代总是很有理想,喊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之类的口号,现在有的已经成为车间主任;中学时候对国际国内的事很了解,因为考试时要遇到“时事政治题”,也因而看过《半月谈》;流行广交笔友的活动,很多男生的抽屉里都有外省长发女孩子的照片;早恋成了父母和老师的心头大患,个别的早恋者已经组成家庭,但多数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开始流行;他们开始觉得应该和1974年前出生的同龄人活得不一样,开始做出逃学等叛逆行为。 ●[1976年生] 金庸是他们最普及的科目,对翁美玲的黄蓉形象津津乐道。赶上“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时代,致使计算机在今天如此火爆;上中学时正经历“汪国真”热,每个人都在毕业留念册上写过无数忧伤的诗句;日本的卡通人物开始流行,樱桃小丸子和美国的小老鼠一样受到欢迎;对港台明星的追逐呈白热化,小虎队已经呈老态,黄家驹在大红大紫的时候早逝;师范类高楼受欢迎,好找工作成为考生最优先考虑的内容;也该结婚了,但多数根本不予考虑,“快乐的王老五”式的单身汉生活成为时髦。 ●[1977年生] 小学生时代仍然向往着四个现代化的蓝图,黑板上方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五讲四美三热爱”还是他们的口号;连环画越来越少,名人的少年时代全被《灌篮高手》取代,这是他们的悲哀;中学生时代世界已经变得异常丰富,男生爱打电子游戏机,女生爱看席绢之类的书。家长特别紧张,因为孩子太难管了,你说他早恋,他说其实是代沟;如果不是太笨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但大城市的户口越来越难弄了,有的人只好赖在北京;漂着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说是等待机会。 ●[1978年生] 据说,真正的“计划生育”就从他们这年开始的,所以这一年出生的孩子肯定都有过“小皇帝”之类的称呼;压岁钱到他们这时候已经达到相当大的一笔数额了,一些孩子离家出走,因为他们手里有足够的钱买到远方的车票;小学的时候开始吃到麦当劳了,中学的时候就学会了咆吧、蹦迪,在幽暗的光线里抽烟喝酒摆出做作的深沉;琼瑶在他们这里受到了怀疑,因为他们喜欢的是卫慧;而对中国足球队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只喜欢酷哥张玉宁和英国人贝克汉姆。 ●[1979年生] 从小喝可口可乐,嚼绿箭口香糖,逃课看飞人乔丹太空大灌篮;追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在五星级宾馆的门口等一晚上,就为了看一眼任贤齐;课余时间他们是最忙的,校外的网吧总是不容易占位子,因为太多的学生想上网聊天;笔友成了历史文物了,现在时髦的是交网友,网恋成了父母恐惧的新的洪水猛兽;读的书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喜欢的名人是痞子蔡。 心灵的密码 ●丁磊(网易的CEO):为了兴趣而工作,为了享受而活着 财富过了一定的数字,过了一定的量以后,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了。 当我在27岁的时候已经看到100万美金的合同卖软件,其实那时候是很惊喜的。我大学毕业4年就能赚到一个公司,靠一个创办的公司。几个人就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几百万和上亿都没什么差别。 ●丁薇(歌手):音乐是我的生命 很多人都说音乐是我的生命,音乐是我的生活。我觉得音乐一定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没有音乐我也能活着,但是活得怎么样我自己心里清楚,就是一定没有那么多色彩。音乐在我的生活里占了很大一个比重,我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我没事就会听音乐。然后我又是一个用音乐去记录自己情感的人。所以说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可能就是一个不得不去做我自己认为很枯燥的工作的人。但就是因为音乐,我才能够去实现了一些我自己的梦想。我觉得70年代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代。 ●撒贝宁(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持人):我们会舍弃和继承 比如说哪一天万一我的女朋友出点车祸或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健康了,或者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快乐地生活,如果我跟她结婚的话可能要照顾她一辈子,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跟她分开吗?我觉得我可能会分开。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70年代的人也许都从父辈身上继承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怎么把手中的时间抓住,一种对生命的渴望。还有一些美好的传统道德。我认为70年代的人是渴望交流的一代,不仅仅是横向的,更应该的是纵向的交流,比如说,我们跟历史的交流,这种精神上的沟通,可能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甚至对国家、对我们的后代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袁鸿(话剧制作人)只有3分钱也要做话剧 有一次在一个戏剧研讨会上,有一个导演说,你既然只有3万块钱、30万块钱你就不要搞戏了。我说我只有3分钱也要做话剧。因为我觉得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要很乐观地去面对它。我一直就很卑微,像我现在逛商场,或者在人流比较多的街头,我就觉得挺手足无措的,我好像不太适应。但有的时候我很适应,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观众挤满了剧场,我特别适应,人潮汹涌的时候能适应。 对七十年代人的看法 关于70代人的讨论,早在上个世纪就被众多媒体书籍涉足“追捧”,1998年,《作家》推出“70年代人专辑”,一批新人喧闹地进入各种报刊的版面。“生于70年代”的话题一直延续到2001年4月,电视湘军(湖南卫视)“新青年”的导演们将演播室移师北京,找到他们的访谈对象,他们中间有互联网的年轻CEO、歌手、茶馆老板、话剧制作人、主编、电视主持人、知名撰稿人等,此节目后被编成《湖南卫视新青年系列丛书》。虽然我们不能从这连续几期的访谈中读到70年代人的全部,但70年代人的所富含的时代气息却是扑面而来。 后来,《南风窗》、《城市画报》也做了相关报道,这时,70年代出生的人被形象地喻作“断裂的一代”,断裂就断裂吧,反正是社会多元化的产物,70年代的朋友处事不惊。 最近,一篇写70年代人的文章却激起了千层浪,网上论贴“铺天盖地”,这篇文章名叫《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说他们断裂好,还是别的也好,但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不宜交朋友的对象。 我们怎么不是你的朋友? 还是先看看作者是怎么“惹怒”70年代人的: "本性上我还算是个比较随和的人。在我交际的朋友圈中,有年近花甲的长者,有四十不惑的企业家,也有刚届而立的书生,唯独没有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这同年龄没有关系,主要是我对70年代出生的人的做派心存狐疑。比如我也上网,但我一听到70年代生的人把调制解调器昵称为"猫",就起一身鸡皮疙瘩。……在我眼中,70年代生的人不断地制造一些新名词,比如"酷",比如"炫",就像他们中的前卫人物,往往有鼻环,有彩色头发,有顶到脑门的一副墨镜,有看小品也板着脸不笑的表情。他们这样一来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其实骨子里什么也没有,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 马上,一位网友写文表述-- 我是中规中矩的七十年代人 我是72年生的,93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已经7年了,属于前七十年代的人。我觉得,在自己的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李先生口中的七十年代人的问题。我在外企就业,参加女子俱乐部,有三个“死党”,其中一个是73年生,一个是68年生,一个是82年生。而且我有一个忘年交,1922年生,我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她老人家已经82岁了,我们非常和睦。我和我的丈夫,婆婆相处得也很好。可能由于我从小在姥姥身边,所以我不喜欢所谓的前卫和新潮,我生活得中规中矩,从小到现在,一直是好学生,优秀工作者,不断被提职和加薪。我虽然没有和父母生活,父母也没有对我有过养育之情,但我仍然每年给他们近万元,尽量帮助他们。我的亲戚和同事、朋友,如果有困难,我也会尽力援助。说老实话,我经常觉得自己生活得很累,但我愿意为别人奉献,并从中得到快乐。看到别人由于我的帮助,能够露出笑脸,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回报。这不,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和她老公闹别扭,我还拖着四个月的身孕去劝说,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他们总算没有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出乱子。 飘一代 这位网友作者行文朴素自然,与那些满口“酷”语的网友相比,真实中见可爱。关于此文衍生问题的探讨,本文在此不过多发言。《新视听》杂志有一个栏目“漂一代”,而《新周刊》杂志则力推“漂一代”的概念,湖南卫视《新青年》这样界定“漂一代”: “从90年代初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年深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已发生巨大的变革,70年代出生的人中,投身社会的先遣队正当其时地赫然形成。他们是最年轻的一批社会生活实践者,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伴随着社会的改工程,客观上就决定了他们成年后投身社会的生存形态必然不同于以往父辈的。他们被称为‘飘一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的所属群体,他们有着极为鲜明的生存特征,表现在诸如谋职、恋爱、婚姻等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行为细节中。他们无疑具有‘飘’的某种形态,在行为上,或远离故土,放弃原有的工作,像漂泊者一样在异域他乡寻找生活的乐土;或仍在同一个城市,却频繁地跳槽,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在观念上,他们一改传统的求稳求定,而求变求新。他们努力摆脱父辈的束缚、传统的压力,去尝试开创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正是以观念、行为的特立独行而悄悄地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
生于70年代 三十而“栗”
似乎是不经意之间,一批20世纪70年代,现在30岁上下的年轻人,逐渐跳上了潮头,占据了桥头堡,成为了社会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分子),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他们也成为时下消费的中流砥柱。于是有关“生于70年代”的话题被各路人马炒得沸沸扬扬,房子是给“生于70年代”盖的,车子是给“生于70年代”开的,就连手纸,“生于70年代”的都和其他年代不同。然而,这一切都有个前提,“三十而立”! 不是吗,现在连概念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中产”、“BOBO”、“小资”,包括“生于70年代”本身哪个不是金光闪闪而又杀气腾腾?捧给“生于70年代”的玫瑰身上的倒刺扎得这群三十出头的人冷汗涔涔。 70年代,三十而栗 按照孔子时代的理想版本来对照,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绝对是个失败者,这个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的老夫子竟然给后人扔下本《论语》做“人间指南”,要后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一代又一代不甘平庸的人们用这把尺子暗暗衡量着自己,或志得意满或一头冷汗。时过境迁,“四十”往后已经没人提了,只有“三十而立”。究其原因,惑不惑,知不知,顺不顺,都不重要了,只有“立不立”是古今中外的人们不能不耿耿于怀的。 生于70年代,活得像个胳膊肘 “生于70年代”幸福吗?私车洋房,写字楼,是广告中描绘的幸福时光,然而回顾这代人的成长史,你会看见整个社会变革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新世纪主人翁的成长中含着些许的悲壮和尴尬: 70年代们赶着“文革”的尾巴出生,从小就被要求“为革命保护视力”,长大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年代教育绝对抹杀个性,谁要和别人不一样,不仅老师不答应,同学也不放过。然而时过境迁,社会却需要有个性的青年一代,好容易被划一的个性过时了;苦干实干加蛮干挤进大学以后,高考录取率已由10:1变成2:1甚至1:1,红皮本本滥了市;好不容易毕业了,又发现不仅国家不包分配,而且连本科文凭都不值钱了,硕士、博士、MBA、托福、双学位才算拉风;更要命的是,等到毕业了千辛万苦进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为捧上“铁饭碗”了,却赶上人家下岗,全国取消福利分房;紧接着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由自主地经历和参与了互联网泡沫、爱情泡沫、以及紧跟其后的是媒体泡沫,在一个接一个的泡沫中,活得像只缺氧的鱼…… “三千年一现,起码一百年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尚在半生不熟状态的70年代生人懵懵懂懂就被带进去了,于是他们的传统和现代都不够彻底。背负着传统文化的良知、责任和主义的包袱,70年代们试图在新秩序里种块自留地,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则来“扬弃”,但往往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又最先失去话语权。这份成长经历注定70年代生的人要永远生活在传统和理想主义之间。与其说这代人是个断层,不如说他们是粘合剂。他们这代人用他们的全部书本知识、个体经验作支撑,正面迎接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剧激对冲。他们活得就像一个肘关节,功能就只是连接60年代和80年代两根主要骨干,保证肢体运动的正常自如。 人到三十天过晌,受尽夹板气 就因为活得像个胳膊肘,70年代们让两头都不待见,在60年代人眼里他们是叛逆的一代,而在80年代人眼里,他们和四五六十年代人一样,统统落伍了……可怜的70年代们,刚到“而立”之年,本以为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却不知到什么时候已经被80年代的小字辈强了班篡了权。 这个世界已经是更年轻的80年代的天下。设计师、广告人、评论家、作家……说起这些名衔,如果你联想到的是成熟稳重的中年人的话,那你真是落伍得不可救药了。权威们在一个个领域里被迅速打倒,80年代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迈过他们的身体,直接向最高点发起冲锋。与前辈相比,他们起点高、视野宽、触觉敏锐、行事干脆,没有谁没有什么能挡在他们面前。于是权威们显得不堪一击。就连“著作等身”这个老词,也不一定与年纪连在一起。国家要求一个专业作家一年发表3万字,可对于一个自由作家来说,一个月不写这么多字他就没法养活自己。 在一些青春行业,事情就显得更为残酷。在15岁的名模比比皆是的模特业,25岁的姑娘已经被怀疑是残花败柳。虽然歌手被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但当年就未达顶峰的如今卷土重来的屠洪纲、杭天棋等让人感觉无比凄凉———如果你当年得不到现在就更不可能了。演艺圈更是年轻人的天下,希区柯克拍出《房客》和斯皮尔伯格拍出《大白鲨》一举成名的时候,都才只有27岁。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更是占尽了便宜。除非你长得像葛优那么有特色,不然就别指望奇迹发生。 就连人们心目中的传统行业,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5年前,30岁当上教授会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而现在大学里通行观点是:如果你35岁以后才评上教授,那肯定是靠资历而不是靠真本事了。就在几年前,一个30岁的年轻人当上处长还被称为“破格提拔”,现在,30岁左右的专业型处级干部到处都是。 都三十了,立得住吗? “而立”的年龄被提得越来越早,过去是30岁以上给社会制定“游戏规则”,而如今这个权利转移到了二十来岁人的手中,腿脚稍微不利索就会被“生猛海鲜”们撞个人仰马翻。加上诸如“三十而立”、“人过三十天过晌”等等来自民间、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说法,逼得那些为人生有所设计的70年代们要跳墙。 对于一腔雄心、壮志未酬的70年代们,“三十而立”就像身后追逐的野兽。耳边是野兽爪子踩过落叶的嚓嚓声音,脊背是一层一层的凉意,这代人身体斜曲成弓形,紧张奔跑一刻也不敢停留,甚至不敢回头。累伤的70年代们发出一声浩叹,想坐下来略微停停,或者伸伸腰杆,捶一捶发木的小腿。然而,停留的间隙,追逐的野兽从头顶上呼啸而过,虎视眈眈截住了去路……越是临近30岁的年龄,这样的想象越是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梦里。人们都知道询问女孩的年龄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而今在这“时不我待”的年代里,壮怀激烈的男人同样脆弱,他们的梦境深处发出羔羊的叫声:“妹妹,别问哥的年龄”。一个个关卡,在你没起步的时候就屹立在远方,等待着你走到它面前的时候深刻反省:如果侥幸合格,你的心情会稍微有些放松,但穿过那高高的门楼,短短的隧道,不远处又一道关卡映入了眼帘,容不得你歇息,你不得不铆足劲儿往前冲;如果没有通过,甚至三十岁了,你既无事业的根基,也没有能给人“打杂”的高学历,没有人来指责你,你的感受也不会好过“万箭穿心”。 社会竞争犹如赛跑,后面是轰隆作响的轧路机,要么“而立”下去,要么被轧成路标,而有些人到三十还没找到北呢,只是原地转圈傻唱着“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发觉了什么,发觉如果“三十不立”,房子没你的份,事业不沾边,车子没的开,自然当不上消费的主人翁,脑袋上空顶着个“生于70年代”还有什么意义?不是吗,现在连概念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中产”、“BOBO”、“小资”,包括“生于70年代”本身哪个不是金光闪闪而又杀气腾腾?捧给“生于70年代”的玫瑰身上的倒刺扎得这群三十出头的人冷汗涔涔。生于70年代,三十而栗!
生于70年代三部曲--要堕落 我选择彻底
题记:七零年代十一个特殊的年代。她结束了一个痛苦的年代,涅槃了一个传奇的开始。自此中国真正地走上了路。而我们——七零年代生人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身体力行者。在经历着痛苦,变革,交替,成就的同时应该书写下我们自己的墓志铭。 今天已是被称为网络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而我们的平均触网年龄已是大学毕业,工作伊始。和上个世纪八零年代生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是真正的网络一代。半虚拟化的网络时其成长的一部分。他们朋友圈子里的一大部分来自于OICQ,他们人生首次成功的经历感可能源自游戏传奇。我们-七零年代生人经历的是传统的成长过程,往往一段发生在青春期的青涩初恋在我们的记忆中弥足珍贵。而现在的青少年们则正对网络社会泛起的速配派对和一夜情跃跃欲试。 我们有着尝试新鲜勇气但更多的是富有责任感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在现今社会虚浮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陷于了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在那本小说中生活在日本上个世纪六零年代末的主人公可以把性与爱脱离开来,一边与陌生人疯狂做爱的同时一边又追求伯拉图式的爱情。这在中国在我们这一代--至少是我这里是行不通的。应为我不能接受我一边作小偷的同时,一边标榜自己是个高尚的人。要堕落,我选择彻底! 日本的经济全面腾飞始于上世纪六零年代,自此日本走上了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道路。村山春树是那一代的人,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或多或少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对性的责任感的认识,是不受拘束呢还是负起责任,也许这是我的一面之词。至少生活在“挪威森林”里的春树们不用担心滥交会染上致命的AIDS。 我无意标榜什么只是觉得人到底是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越动物,还是本身就在回归动物。性的原始动力其实是动物本能。在网络时代各种速配无比便利时,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家庭?难道是互联网让人恢复了本来面目:喜新厌旧,寻求刺激,拥有多个配偶。 我们还需要贞操吗?在混乱的变革里我们的遮羞布越来越残破不堪。我在想,当我们彻底摒弃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是获得了自由的解放呢,还是轮回炼狱的开始。生有何堪,死又何堪。是不是越堕落越快乐,我们这一代该何去何存?是被动地沉淀于时代的底部,还是大胆地脱颖而出,我们在选择时代,时代也在选择我们。我还想说:理想万岁! 活着 《活着》是余华写给我们的书,篇幅不常,但却每每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为本身而活着,不为别的。余华对生命的感悟更是超越了一般生死的界限。生命是过程,当这一过程得以延续时,她的意义就已不言自明了。 比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活着》从另一面生的镜子中反射出活的真意和坚忍不拔的内涵。当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你而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变成了孤独的进程,但她延续着 ,因为活着本身所体现的已不仅仅是主人公自己了。我们出生在了那本书结束的年代,但我仍能深深体会到“活着”的苦境。 我懵懂无知地选择了“专业”进了大学,从一个小城来到北京,但这一切却更象一场交易——完成亲人的一桩心愿。那不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是继续了这一过程。其实活着的很多过程又有哪几个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在芸芸众生中,在股股洪流后,我有时并不庆幸我还“活着”。 我想赋予每个以生命,因为孤单地活着比可怕的死去更可怕。当一烛昏黄摇曳的老灯燃尽了三分之一,屋中的一角新爬了半张蛛网,“活着”在你身边得以继续并不断昭示着生命的进程。我想竭力留住身边的每一个过程但却无力呐喊,我想拯救生命中的不可救葯,但却什么也没能做成。我突然明白,生命是属于大自然的,每个改变的试图是多么的可笑。 我终于认识了活着的真义:不为什么而活,只是活着,就像冰与火瞬间的相遇,冷和热片刻的须臾。也许渺小到微不足道,但也可壮美致气吞山河;也许是和风化作了细雨,江河汇入了海流;也许是你我片刻的相遇有转瞬地消失,但永恒的主题是:我们活着。 不是“愤青”--兼缅怀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 对于一个中年作家来说,如果村上春树生在中国的话那就少不了劳动改造的经历。恐怕《挪威森林》就要变成某个劳改下方地的《农场树林》了。中国版的直子也早就因为出生问题而含恨自尽了,不会等到患上严重的精神病后。阿绿则更象《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陶红饰演的角色,她一定会是狂热造反的愤青。至于渡边吗,肯定住定牛棚,当定右派。 幸运的是村上春树出生在了日本,他永远也没有机会体会这空前绝后的“人间喜剧”。村上君在日本成长为当代小资的精神教父,尤其被中国的雅皮所追捧。我想,要是王小波出生在日本也一定会少一点愤青而多一些矫情变成另一个“偶像”作家的。 但不幸的是王小波出生在了中国,所以他的文字力量得更依托愤青的表达才显得确切。《黄金时代》中他对性的探求完全成了人性极度扭曲后的黑色幽默,不会带有半点《挪威森林》的影子。同样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小波更多的是苟且,他只能狼狈不堪地躲在某个阴暗地角落里以生理自慰来精神自慰,而村上春树却可以完全从人性出发和不同的女人发生不同的关系,也可以追寻想要的生活。一边是越堕落越悲哀,一边是越堕落越快乐。这一切就铸就了两个不同的典范:一个是小资的教父,一个是愤青的图腾。 王小波走了,也许并不遗憾。至少他可以去见切格瓦拉,遗憾的是我们。我们正在遗忘,遗忘不该忘却的历史,抹煞不该抹煞的峥嵘。我们正躲在虚伪的皮囊下,掩藏着发抖的灵魂。其实小资和愤青的表相下是共同的缺矢的没落的心灵。 王小波解脱了,他留下的东西足以沉重一代人——包括我们,生于七零年代的恍惚一代。王小波从《黄金时代》里洗脱了原罪,他狠狠地捅了历史一刀,却深深扎在了我们的心窝。就在三十年前的那一天,在“搞破鞋”的陈清扬阴森而悲惨的笑声中,我不禁毛骨悚然。 王小波永远活在了他的黄金时代,我们呢?
起来!起来!起来!--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
到迪厅去,让自己震耳欲聋,摇头甩头好像真的吃了药丸,然后在某个女生身后起伏,给别人展示无可名状的快感。或者赐你扎啤,在秽暗的角落里做一个看客,心死心荒,趴在栏杆上,任凭二十多岁的时光无聊虚度。DJ,你丫不要太高兴,像个傻头傻脑的盲流,作游戏,挑逗妹妹,那是被上帝谴责的行径。你身后的艳舞女郎是堕入凡间的巫灵,她们希望人间沦陷。笑容好像桃花灿烂,别怪这里没有植物,没人带你到故乡去看桃花。散场。八十年代的孩子们继续寻找拥挤的乐园,纷纷到风中去寻找保险套。你看到那个还未发育完全的女孩趴在哥哥的怀里低泣并且抚摸。她们被惯坏了。她们被杜拉思纳波科夫库布力克波兰斯基伍迪艾伦给骗了。你只能在昏黄路灯下祝她们迷途知返。你心里的爱再也不能萌芽了。你三两下就开始厌倦,你第一眼就看上的姑娘一个礼拜之后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你不想说话不想亲吻不想爱抚甚至不想进入。进入了。姑娘你走吧。永远走吧。我是流氓。我是浪子。我不负责任。从今以后都不要再找我好吗否则我会打你骂你。你抽了一根事后烟,嗓子里充满了痰。你于是再次穿衣起床走到刮大风的京城夜里去。 歌唱这甜蜜生活吧。KTV窝一窝。《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周末午夜别徘徊请到苹果乐园来。你无法忘怀,那时候你十三,双卡录音机是你的初恋。你现在还要这样唱歌,声音故意清纯无比。这样才会觉得好一点。让我们举起杯跟往事干杯。朋友啊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泪眼朦胧。这是你们的儿歌。这是你们的花园。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做梦的同时游戏人生,在游戏的时候不经意间就做了一场残梦。冷了倦了痴了醉了。新音乐电子迷幻TECHNO工业噪音RAVEPARTY打动你不得。你就是喜欢当年的他她它。你被人耻笑了。你丫真他妈的傻冒。你看见戴耳环的脸穿鼻环的脸七彩漂染的脸世纪末的脸。你会跳韩国舞吗你喜欢逛韩国城吗? 打的归家。一块二。灯不灭。你永远让自己的狗窝灯光闪烁。那又不是你家你干吗呢?你的家在哪儿啊在河南在四川在内蒙在东北在新疆在福建?你的灯火照亮你煞白的脸。你说你要读书。好多书。尘封的书。读着读着你就拥有了一双漆黑的手。手中物号称是你最后归宿。屁!谁安慰你了是张承志吗是韩少功吗是张炜吗。谁体贴你了是余华吗是王安忆吗是莫言吗?谁温暖你了是苏童吗是叶兆言吗是残雪吗?安慰你的体贴你的温暖你的是你自己的臭手还有浮动在空中的虚空影子。普鲁斯特博尔郝斯卡夫卡村上春树伍尔芙海明威塞林格金斯堡米兰昆德拉他们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还能带给你什么啊什么啊。你丫还不困?你不困你活着干吗? 明天,躺在床上,不醒。你肯定会觉得头晕,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儿。开着电视听着音乐晃着身子等待感冒来临。你是新世纪的走肉你是上个世纪的走狗你是就要被人民宣判的二流子。 起来!起来!起来! 你还不如头戴白帽身穿棉袄撒丫子出去奔走相告出去跑! 跑!出去跑! 在夜里跑!在风中跑!在空中跑!在死寂中跑! 跑过处长的皮包跑过门卫的盯梢跑过饭馆的喧嚣跑过小李的苦恼跑过娜娜的裙角跑过报摊的浮躁跑过你的微笑去你妈的 跑到倒! 小白乱了
七十年代的人是空白的吗?
炫词典 泡吧、蹦迪、追星、流浪……于是,有人说:70年代的人除了反叛早就没有了理想。生活的多彩是否意味着思想的苍白?但我分明见过70年代的人为了理想的失落而酩酊大醉 于是,我们看到在无尽的争议中人们修正着自己,不断前行。 创业受挫的无名者 我的生活狼狈不堪 我出生于1973年,渴望长大后成为科学家、工程师那样的人恐怕是那个时期的孩子们最普遍、最纯真也是最朴素的理想。上了大学后,理想的火焰却渐渐平息了,在菁菁校园里,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成了我惟一的精神寄托。大学毕业正赶上社会转型期,就业形势不太乐观。幸运的是我这个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还是用人单位的“抢手货”,我如愿以偿地在中科院一家研究所“落了户”。正值网络创业热潮蓬勃兴起,这时的我受到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创业神话的影响蠢蠢欲动,不久便离开了那家研究所“独闯江湖”,但创业愿望屡屡受挫,给别人打工又不心甘情愿,于是我开始了漂泊生涯。毕业几年来,屡屡跳槽,不稳定的经济收入,使我的生活状况狼狈不堪。 -文/菲然 残疾生活的彭劲松在《新华字典》中追求 生于1970年2月的我在母亲的声声痛苦的呻吟中出生了。邻居家的阿姨跟母亲聊天:“孩子他妈;我们孩子都会坐着了,头抬着也挺硬朗了,看你孩子身子这么软、头也抬不起来,是不是缺钙呀?还是应该到医院看看吧?”大夫说:“你们的孩子是属于‘小脑发育不全’,是因多种因素造成的,这样的小孩因早产发病机会会多一点儿,发育不完善或是出生时瞬间的脑部缺氧所致,又称为脑瘫。”于是,童年时期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渴望也能踏入校园!无奈之下只好由外公来教我认字学习,我最好的老师是一本《新华字典》。 -文/彭劲松 迷惘寻找的人寻求理想与物欲的平衡点 社会让我们惊讶与迷惘;海誓山盟、天长地久的爱情让我们奢望与嗤鼻;英雄辈出、末者淘汰的竞争让我们勇往与坚强;而永无满足、渐乱迷眼的物欲又让我们贪婪与矛盾。是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扰乱了我们的方向,我们丧失勇气,忘却理想,否认爱情,甚至背弃师友,我们时常不由得问自己,“为了一个虚幻甚至遥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将失去身边实实在在的名利,值吗?”我相信一点,我们70年代生人都在寻求一个点,一个理想与物欲的最佳平衡点,也许只有平衡了,我们才将拥有一切。 -文/褚珂 我有一个梦想 功成名就的金山雷军 在IT业界,金山公司总裁雷军的名字常常是与梦想、激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点开他的个人主页,页面最下方总有一行字让人热血沸腾,那就是“我有一个梦想”。23岁进金山公司,30岁已然是“IT风云人物”;敢和微软叫板;在中文软件发展艰难的时刻,挥洒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金山词霸Ⅲ之“秋夜豪情”、席卷全国的“红色正版风暴”……十几年来,“缔造金山软件帝国!”这个气势恢宏的梦想让雷军一直走在软件行业的前沿。 “一个人能够消费到的财富是有限的,惟有理想才是保持后劲和激情的动力。”回想奋斗的过程,雷军对理想有着更深刻的看法:“缺乏方向的生活会让人觉得很郁闷,而理想不但让人充实,也会使人在奋斗过程中不受欲望的干扰,在众多的诱惑面前不至 于迷失方向”。 1969年出生的雷军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身处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价值观在夹缝中被各种诱惑冲击。“大学毕业时,我上班的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不低。比起身为政府官员的父亲,钱要多出几倍,这在当时是我怎么都无法想像的事情”。 “让金山软件行在每一台PC机上运行的想法是在大学时形成的。开始时只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后来逐渐明确为理想。”1991年大学毕业时,不少公司都向成绩优秀的雷军发出了邀请。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金山,成为了金山的第6名员工。12年来,雷军从没有后悔,因为他坚信金山是有可能让他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最好土壤。在太多人被花花世界冲晕头脑的时候,理想让雷军的选择变得理性。“1995、1996年事业发展低潮的时候,我也有过出国的打算,动摇过。后来很多IT界的人挣了钱,转过头一窝蜂地投资做房地产、保健品,追求财富。”雷军却依然坚持在自己的领域里打拼。他说,理想总会告诉你选择的基础在哪儿,支持你迈过一关又一关。 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是雷军的座右铭,这似乎成就了他身上永远保持着爵士时代的印迹———理想主义与征服顶峰的愿望。雷军每走一步,不是好高婺远而是极端的务实。领导改组后的新金山,雷军如一个真正的三军统帅,遣兵布阵,俨然一个沙场老手。 -文/本报记者陈静 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的轮回 理想,是永远不断更新内容的彩绘画册。如果让人形容一下理想的变迁,出发点不同答案也不同。“20岁的女孩子,理想是找一个有型、有钱、有幽默感的男人做男朋友,至于35岁以后,就是找一个男人做男朋友了。”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人这样比喻,往大了说,70年代出生的人评价:“6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一代,80年代是现实主义的,而我们是加在其中迷茫的一代”…… 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理想。“理想是由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决定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这样认为:“同时,理想的变化也能反射出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历史注定30、40年代人们的命运和理想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40、50年代的人理想和信念很纯洁,就是为建设民族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60、70年代“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热血和青春一并挥洒在神州大地上。80年代恢复高考,崇尚的是知识和精神,而到了90年代,下海做老板成了不少人的追求。 房子、汽车、体面的生活,现代人对于物质和财富 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现实。有人说,现代人没有理想了。对此,夏教授认为,“知识精英们在社会世俗化的同时不是没有理想了,而是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只不过衡量的尺度变了而已。他们也关心社会,只是左右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有关社会理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个人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一个人物就能代表社会理想的50、60年代,人们为理想和激情献身,到改革开放80年代后进入世俗化时代,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行为。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 夏教授认为,为国家社会奋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再到关注小群体、国家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人们会向社会忠诚度靠拢,回归精神家园。这是理想社会化变迁的规律。具体到每个人,理想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小学的时候,你的理想可能是当一个大队长,中学的时候可能是当一个科学家。做一个试验,写下自己20岁时的理想,等到10年以后重新拿出来再看,依然还算得上理想的,恐怕只剩下一小部分了。被淘汰的,有可能是一个目标已经实现了的,有的已经被放弃了。这些变化与不同阶段所接触的事物和需要密切相关。而在下一个生命周期,一个新任务和理想可能又要产生了。 -文/本报记者陈静 深陷魔爪的戒毒者失去理想的人生是一个黑洞 仅凭感觉,你就能勾画出赵枫(化名)原来的特点,一个面容清秀、思维敏捷的年轻男子。如果不是在307医院的戒毒科病床上见到他,你很难把这样的人和毒品挂上钩。戒毒,吸毒,然后再戒再吸,赵枫来这里已经不下五回了,循环往复让他麻木到不再关心自己的未来。只是偶尔谈起自己辉煌的过往时,精神才有片刻的集中。 32岁的他,1991年的时候做起了运输。后来手底下有不少人,自己也当上了老板。“当时,一天少说也有万八千的收入,各地的关系网也建立得很好。最初的理想就是让老婆及家里人过得好,后来也有过再投资别的领域,最大的理想一度是从政。我接触不少吸毒的人是因为生活没有什么目标,活一天算一天。可我当时多少也有点想法,怎么就吸上毒了!”提起这些,赵枫充满了悔恨。由于频繁出入各大宾馆和娱乐场所,受别人的诱惑,出于好奇的他从1996年起便在这“白色”泥潭中越陷越深。 “没有一个吸毒的人不想戒毒的,抽两天就想戒。可这一切的感触与自责,在毒瘾发作之时就全都抛在脑后。什么亲人,什么自己的明天,满脑子除了毒品就是享受了。清醒的时候,想的肯定是要能戒就好了,哪怕穷点只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好。为家人和自己,为理想再活一次。”每当这时,赵枫就会在朋友的陪伴下,自愿来到戒毒科,可出去之后还是控制不了。一天花在毒品上的钱就得千八百,他还要为挣钱而忙于自己有限的生意———维持家庭生活,其中也包括支付昂贵的毒品费用。 周而复始的重复让赵枫感到无比的厌倦。清醒的时候他依然念叨着:“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毒给戒了。”但昏昏欲睡,眼光迷离,精神无法集中已然是吸毒带给他的后遗症。 -文/本报记者陈静 无奈挣扎的小职员在压力面前沉默地生存 我是70年代最后一批人,正从人生的黄金时代走向白银的时代。我不希望与那些八面玲珑的中年人为伍,也不想成为一个身心迟钝的年轻人。 我遵从母亲的教诲,让自己尽量彬彬有礼,着装体面,上班还要化淡妆,穿恐怖的高跟鞋。尽管如此,当有人称呼我白领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对我是一种羞耻,因为我所欣赏的是克鲁亚克似的浪迹天涯的生活,抛弃舒适的卧室和丰厚的收入,虽然衣衫褴褛形容消瘦,却有诗歌、音乐以及朋友为伴,比起沉湎在愚蠢电视节目中的生活不知要有多惬意呢。 但是我最大的悲哀也接踵而来了———我没有勇气就这样离开母亲。我必须不停地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以便在交足房屋贷款和水电费以后还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母亲马上就要退休了,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双腿发抖,如果是在小时候,我还可以躲到母亲身后,但是现在,我必须站在她的前面。有人说人都是被逼迫着长大的,我已经开始感觉到生存的压力,而不是生活的乐趣。 每个人都有过去和现在,有些人还有将来,我不在意别人藐视我的将来或者忽略我的过去,因为那些事情与他们无关。我在意的仅仅是我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也不介意成为一个所谓成功人士。成功与否与金钱和地位无关,甚至与其他人也没有太大关系,就像深谷中的兰花,不求被人称赞甚至不奢望有一个知音,她开放并不因为她想成为美人瓶中的插花,一切只是因为她需要开放。 -文/由之
七十年代生人的可爱之处
一个1975年出生的哥们儿说:“没挨过打的童年是残缺的。”这话立刻引起我们五彩缤纷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挨打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家庭暴力无关。那是父母一时恨铁不成钢的冲动,屁股挨完几鞋底,全家人依然其乐融融。所以70年代的人吃得了苦,享得了福,能屈能伸,很有韧性。 那时候的早恋很单纯,一个眼神、一首歌、一张纸条足以心领神会,当时最惊世骇俗的行为是公然拉手。而且,老师家长围追堵截式的批评也不能动摇他们的情窦初开。八十年代的早恋与性有关,七十年代的早恋是感动。 -卖劲地写信,痴心地等信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懂得哪种叠信纸的方法代表“思念”、“心心相印”或“暗恋你”。因为他们的大一基本都是在写信中度过。写信和等信是复杂的情绪,也是充满想象力的行为,决不是鼠标和键盘所能完成的。 -打小儿鄙夷给人扎针儿 七十年代出生人喜欢玩丢手绢、找朋友之类的集体游戏。虽然也不乏耍赖、翻脸,但一般不会惊动老师和家长,因为那时候都很鄙夷动不动就告老师叫父母的伙伴。长大了,他们也改不了以大局为重的习惯,更懂宽容和忍让。 -中心思想总围着传统美德 那时谁都写拾金不昧的作文,捡到什么小图钉、小螺丝都交给老师,好像老师是杂货店老板。还有助人为乐的题材,老盯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好冲上去拉一把,殊不知自己冒冒失失地让人家更提心吊胆。那时候,孩子真是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激素吃多了,发育提前,连心理都少年老成。
拉链及生于七十年代的记忆碎片
时光带走的不仅仅是一茬茬的人,一桩一桩的事,时光还埋葬了一个一个语词,这些语词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对于跟它们一起成长的人来说,真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难忘的,更是在这些语词背后隐藏着的情怀,包括酸的、甜的、痛的、乐的、荒谬的、深刻的…… 现在的人都喜欢说,上世纪七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没文化,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那时候我们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国内的大好形势就不用说了———山东的大红枣、山西的红高粱、湖南的红辣椒、湖北的西红柿都获得了大丰收,而且这些农作物全是红色的;国际上的各种大事我们也了解很多,别的国家先不说,就单说阿尔巴尼亚吧,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巴尔干半岛上的那盏明灯?无论是斯库台的古堡、都拉斯的港湾,还是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英雄铜像,我们都很清楚,比自家后院的杂物间还熟悉。 此外,从恩维尔·霍查爱抽雪茄,到西哈努克亲王爱吃菠萝,我们哪样不知道呀,就连大胡子卡斯特罗的肩章上有几颗星,我们都数得一清二楚。 这些都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我们知道得就更多了。 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坏蛋,台湾有蒋介石,美国有约翰逊,苏联有勃列日涅夫,柬埔寨有朗诺·施里玛达,等等,坏蛋真多啊,数都数不过来。最可恶的就数那个叫朗诺的了,趁着人家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突然就发动了军事政变,害得亲王和美丽的莫尼克公主有家不能回,只好住在南宁吃菠萝。 这么丰富的国际知识,现在的孩子有谁能掌握? 至于语文和数学嘛,差是差了些,但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比方说语文吧,我们虽然不会写古诗,但是运用文字还是很精炼的,看见肉饼就说“好吃”,看见花朵就说“好看”,才不会用上那些酸溜溜的形容词呢,要是有哪个孩子说:“妈,这是一只肥美的鸡。”或者说:“那是一根香甜的芭蕉。” 我们肯定会觉得他三岁时从床上跌下来过,脑子落下了毛病。直接说“好吃”,“好看”不就行了吗,多么简洁! 尤其是遇上革命术语,你要是不想办法进行精简,那说起话来才叫拗口呢,可能一句话没说完就咽气了,因此充分运用缩语交谈,是那个时代聪明小男孩的特征。 比方我们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叫做“封、资、修”,把“文化大革命”叫做“文革”等等,都是这样。当然这些都是大伙儿都知道的缩语,会说也不稀罕。 自己会编造缩语,那才叫“狠”呢。 像是把“无产阶级文化课”叫做“无文化课”,国平就经常喊:“哦,下午不用上无文化课喽!下午不用上无文化课喽!” 或者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叫做“无知分子”,等等,都是我们的发明。 国平甚至叫我“二次方”,叫我爸“四次方”,还解释说我是“二眼次品方小文”,我爸是“四眼次品方文”。“四眼”就是戴眼镜的意思。 二 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对我说:“‘二次方’,听说你爸是‘资知’,要被送去“牯牛山”。” 我忙问他听谁说的。“‘工宣队’的‘张大嘴’啊,他说好多人都要去“牯牛山”。”“工宣队”就是工人阶级宣传队。“张大嘴”是一位姓张的大嘴巴工人叔叔,他平常不说话时也喜欢张着嘴巴,不时有口水顺着嘴角流出来。“牯牛山”嘛,就是本市“牯牛山劳动改造第一农场”。 我提这些缩语,主要是想说明什么叫做“拉炼”。“拉炼”就是“拉出去进行革命锻炼”的意思,要是不把缩语的道理讲清楚,没准儿你会以为我写的是错别字,会想到别的东西上去的。 还是说“拉炼”的事。 我们“拉炼”的地方可多啦,像是工厂、人民公社、军营、矿山等等,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拉炼”的足印。 老实说,去人民公社和军营“拉炼”不太好玩。人民公社还稍好一些,可以在打谷场上翻翻斤斗,或者像耗子一样钻到稻秆堆里啃苞谷米。那军营可就惨啦,整天背着蚊帐和水壶在操场上练一二一,眼皮打架了都不许睡觉,还得自己叠被子,有时半夜忽然就响起了军号,吓得你还真的以为日本鬼子打来了,一边跑一边就尿湿了裤裆。 最好玩的还数去工厂“拉炼”,尤其是去什么罐头厂呀,蜜饯厂呀,饮料厂呀,啤酒厂呀这些地方,那真是太好玩了,苹果啊,梨啊,蜜枣啊,可以尽情地吃,汽水呀,啤酒呀,可以尽情地喝———当然都是趁上大夜班的时候,真愿意在那些地方“拉炼”一辈子啊。 我们像蝗虫一样,遇上什么,就吃什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管得了那么多。 有次去一家制药厂“拉炼”,国平趁人家工人阿姨出去解手,一口气吃了三瓶酵母片! 三 至于没地方“拉炼”的那些日子,就比较难过了,只好坐在教室里上“无产阶级文化课”。 那天上午李老师来给我们上政治课。李老师瘦瘦高高的,长着一对大耳朵,可能是早上起晚了,喝稀粥噎着了,一边讲课一边打着嗝。他说:“古时候……呃……有个坏人姓……呃……孔,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又叫孔……呃……老二。孔老二可坏……了,不但自己……坏,还教出了……呃……许多坏……呃……学生,像是什么子……贡,颜……回,等等,都是,还有一个叫林……彪的……呃……” 子贡、颜回,名字怪怪的,我们都没听说,但是林彪我们就熟啦,不就是敬爱的林副主席吗?听说林副主席也变坏了,我们都很气愤,要变坏也应该是我们先变坏啊,哪能轮到林副主席呢? 等到听说他不但变坏了,还“折戟沉沙”了,也就是坐飞机钻到沙子里了,而且钻的还是蒙古的沙子呢,我们又由气愤变成了高兴,谁叫他不听主席的话呀?不听话总是要吃亏的,这谁不知道呀?就说我吧,从来就不敢公开顶撞我爸,可林副主席居然连主席的话都不听,都怪那个姓孔的坏人。 李老师说那个姓孔的坏人还周游列国,从鲁国走到蔡国,又走到齐国———都是怪怪的国名,李老师解释说,鲁国就是现在的山东,我们的大红枣儿喜获大丰收的地方,说着他还哼了一句:“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那亲人尝一尝”,只是他哼得变声变调的,又打嗝,一点都不好听,我们都没笑。 他说那个坏人周游列国,到处宣扬他的坏思想,结果嘛,谁也不理他,弄得他三月不知肉味———就是三个月都没有肉吃的意思,说到这里,他特意加上了一句:———真是活该! 这次我们全都笑了,觉得老师骂得好!整天宣扬坏思想,还想有肉吃,我们思想这么好,都还没肉吃呢,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不对啊,我们家也已经大半年没吃过肉了,难道也活该? 正巧这时国平咕哝了一句:———要是现在有肉饼吃,就好了,唉! 同学们一下子全都不笑了,好像全被国平看透了心思。谁不想吃肉呀。 李老师可不管这些,又接着往下说,那个姓孔的坏人还有更坏的心思呢,居然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李老师解释说就是女同志与小孩子都很难培养的意思。 这下可把我们的肺都快气炸了! 尤其是那些女同学,平日都很害羞的样子,这时候个个都气得涨红了脸。也难怪她们嘛,既是女同志,又是小孩子,可学习成绩都很好,怎么能说很难培养呢?说我很难培养,或者说国平很难培养,我都不生气,实事求是嘛,我们是比较调皮,长大肯定不会为人民服务,只会让人民为我们操心,而且会为我们操碎心,可是说文慧———这么聪明,又这么漂亮的女班长———也很难培养,我觉得太过分了! 四 我正一边听课,一边生气,忽然就见国平回头朝我挤眉弄眼,边挤眼睛还边指指自己的裤裆。真是个白痴!谁愿意看他的裤裆啊,谁不知道小男孩最讨厌小男孩的裤裆了,不是臊味,就是馊味,躲都躲不及。 可国平居然不知羞耻,老向我暗示他的裤裆。 我强忍厌恶,皱着眉头朝他那个部位看了看,他才换过裤子,裤裆倒是不脏,被他妈妈搓得有些发白,不过也就如此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呀。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我只好又把目光掉向李老师。 就在我的目光落到李老师身上的一刹那,我明白国平为啥朝我挤眼睛了,原来李老师裤裆上的链子没有拉上,裤裆敞开着,隐隐可见里面的蓝布内裤! 都说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平这小子确实不愧为劳动人民的儿子,眼睛贼亮贼亮,总是能首先发现一些问题,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同样看见李老师的裤裆敞开着,我和国平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国平乐得直笑,我则心儿发毛,这就是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区别。 我几次想提醒李老师,朝他直眨眼,直呶嘴,可他非但不明白,反而认为我是在捣乱,向我投来严厉的目光,后来还呵斥我:“方……呃……小文,你……想干……呃……什么?” 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小小声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文慧。 文慧的脸马上就红了,趁李老师往黑板上写“克己复礼”几个字,悄悄跑了出去。 李老师写完这几个字,开始给我们讲解是什么意思,可是无论他怎么说,我们就是不明白,只是觉得古人也太奇怪了,老把一些不相干的字搭配在一起,组出来的词谁也看不懂。 要是让我们组词,“克”就是“马克思”,“己”就是“自己”,“复”是“重复”,“礼”是“敬礼”,整句话就是“马克思自己重复敬礼”,可这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是不能明白。 李老师见我们不明白,也很焦急,就想说得更浅显一些,于是穿插了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说东汉末年有个姓孔的小孩子,如何如何把好梨子让给了他哥哥,宁可自己吃生虫的坏梨子;又说那小孩子如何如何聪明,碰上大人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是说一个人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还会很聪明———就说那大人小时候必定很聪明,等等。 这下我们更糊涂了。 一个姓孔的还没说完,怎么又来一个姓孔的?还是个姓孔的小孩? 大伙儿全都呆头呆脑地望着李老师。看得出来,李老师也有些窝火。 政治课本来就很难懂,讲的又是古时候的事情,那就更难懂了。 这时候文慧一溜烟从门口钻进来,后面跟着我们的麻花长辫班主任。 班主任站在门口,朝李老师招招手。 李老师咕哝着走到班主任跟前,可是还没等班主任说完,他就一边摆手,一边很不耐烦地说:“现在不谈……呃……拉炼的事!现在不谈拉炼……呃……的事!” 说着他又走回了讲台。 麻花长辫班主任的脸顿时就红了,她转身离开了教室。 李老师就这样耷拉着胯下的拉链,一边打着饱嗝,一边跟我们讲解为什么那个姓孔的古人是个坏人,直到校长出现在门口。
关于七十年代人的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由一个名叫李天时的人引起,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叫《拒绝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在新人类看来,这是一篇既无知又武断且狂忘的文章,此文一出,引起了许 看看这些争论,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新人类的真实处境。 下面是《拒绝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的全文,此文来源为《中国青年报》。 本性上我还算是个比较随和的人。在我交际的朋友圈中,有年近花甲的长者,有四十不惑的企业家,也有刚届而立的书生,唯独没有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这同年龄没有关系,主要是我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做派心存狐疑。比如我也上网,但我一听到七十年代生的人把调制解调器昵称为"猫",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在我眼中,七十年代生的人不断地制造一些新名词,比如"酷",比如"炫",就像他们中的前卫人物,往往有鼻环,有彩色头发,有顶到脑门的一副墨镜,有看小品也板着脸不笑的表情。他们这样一来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其实骨子里什么也没有,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就像我们看到的"小燕子",一天到晚叽叽喳喳,你烦了,开始说她,她就大眼睛一眨一眨地装嫩玩纯真,其实很弱智。 七十年代生的人有很多代表人物,文坛上有余杰,喜欢搞文摘,把报纸登出来的贪污啦腐败啦粘在一起,末了发两句感慨,喊着"为什么呀为什么",用的名称是《铁屋里的呐喊》。捧他的人说他是"小鲁迅",就好像影视圈里的人评某某是"小刘德华"一样,很恶心。七十年代女作家也是那样,除了写某某宝贝什么什么恋人不会别的,全是脱光了衣服就上床,上完床就抽烟喝酒,把刀片往脉上一搭问自己"我怎么会这么傻?"如果这时别人告诉她你不傻你这叫"不当处女主义者",是最酷的,她就会大笑,"我不是处女了我最酷!"你说人都成这样了,还怎么把他们当朋友?七十年代生的人歌坛上的代表人物有谢霆锋、陈晓东之流,他们喜欢唱病句,而且是穿女人的内衣在台上唱病句,好像是在告诉大家:我是病人我当然要唱病句。这时候我不忍心批评他们,因为他们自己认为嗓子和身子一起出售很美,我不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但我敬重他们一条路走到黑的执著。 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七十年代生的人都是古惑仔,都是拿着大片刀砍人到处炫耀的角色,分别只是有知识和没知识,共同点都是没有文化,没法沟通。因为他们不爱说话,玩"酷"。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会冤枉甚至得罪一批有文化的七十年代生的人,我也希望自己别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但是我想强调:七十年代生的人的主流生活是自以为是的怪胎,但他们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记忆。 冷漠、不合群、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的七十年代生的人,拥有厚厚的名片簿却找不到一人共买一醉,更找不到两肋插刀的朋友。因为他们太自私,对他人太不负责任。我们知道,交朋友是用来真诚地对话,是为了走夜路的时候不必害怕,是为了能解决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可和七十年代生的人在一起,你只能排长队找翻着白眼的赵薇签名,傻呵呵地喝张惠妹推荐的雪碧,人家骂你一声你说人家有"性格"。跟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你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还是饶了我吧! 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做《干嘛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文章署名麦子,资料来源是网上。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经好友的"推荐",有幸"拜读"了《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一文,竟然有井底之蛙这么丧心病狂地诋毁一代人!我想我们再也不能默默无闻了,必须粉墨登场,说上那么几句。 对作者身份、年龄的质疑,也许会引起不礼貌的人身攻击。还是,先算一道数学题吧!七十年代是包括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十年时间,今年盛夏《北京青年报·网络时代》曾经刊登过一篇名为《生于七十年代--七十年代人成长简史》,文章从一九七0年开始,历数了十年间出生人的成长背景、历史经历,我建议大家都去好好学习一下,起码简单了解一下,尽管是一九七九年生的人,掰着手指头算算,今年好歹也应该是大二、大三的学生了。说是在解数学题都有些高抬了,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数字概念都没有,干嘛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 "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根本算不上新人类,而新人类也根本不可能出生在七十年代。其实,我能够出生在七十年代中期,自觉还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也反感新人类,并且一直以一次著名的会议来命名,象"代沟"一样,划分"七十年代出生的"和"新人类"这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如果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能有个把新人类,那么,他们也是出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前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生来界定新人类,我不知道具体依据是什么,也没有见过相关的论证,存疑。作者按)。那时,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变革,而那次著名的会议叫作"三中全会"。缺乏对基本的政治背景的了解,干嘛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 好象还大谈特谈文学艺术来着,我们从识字就是读着《小说月报》长大的,到了九十年代,文学已经越来越边缘化,我们还敢自诩为"文学青年",依然有人订阅《收获》、《人民文学》,有人期期必《读书》。七十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最早浮出文坛海面的应该是北京的丁天,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北京文学》,那时媒体还不是象现在这样媚俗,没有任何抄作,八年后,丁天依然默默地创作着。至于上海的宝贝儿、美女作家,她们在世纪末依然坚持着创作,小说三十二章,章章引经据典,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好歹她们还在复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了那些书,习惯了那些情绪。唉!缺乏基本的文学艺术常识,干嘛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 好象还生拉硬扯上了什么影视圈,什么歌坛,谢霆锋也罢,古惑仔也罢,就说香港回归了,那毕竟是不一样的社会背景,连嘴最硬最损的王朔都在《无知者无畏》里,对台港文化另眼相看了,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牵强的比喻?其实,我们根本不爱看什么《还珠格格》,只对当年的《烟雨蒙蒙》还留存着最初的心动。至于七十年代出生的已经成为明星的人,他(她)们一夜成名、高高在上,我们也很难成为他(她)们的朋友,当然这不是他(她)们的错,是这个恶俗媒体泛滥、极度物欲横流的社会造成的。"酷"、"炫"一类的词汇纯属舶来品,而当年我们在大学里,也创造了一些时尚词汇,比如"有病"。缺乏基本的流行文化咨询,干嘛不和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交朋友? 不会算数儿,不了解政治背景,没有文学艺术常识,对流行文化一知半解,那就更不可能了解我们真实的性格,在传统的感召下、在变革的旋涡里、在流行的裹胁中,我们循规蹈矩、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既要傲视群雄、又要普渡众生,并努力成为下个世纪国家、民族仅存的中流砥柱! 干嘛不和我们交朋友! 第三段文章名叫《为生于七十年代辩护》,作者署名小鱼,看文章风格象个女孩子。小鱼的文章针对的不是李天时,而是二〇〇〇年风头正劲的"上海宝贝",因为这些宝贝们用糟蹋自己的方式,糟蹋了新人类和七十年代人这样一些概念。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所以,小鱼用了很多正面的例子,试图为七十年代人树立起一个"好人占大多数"的正面形象,作为一种个人见解,这篇文章非常有代表性。 就因为几个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女作家,用她们标傍的真实,写了一群性观念自由开放,性欲旺盛,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巴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的所谓新新人类,加之无聊文人的摇旗呐喊企图建立起来话语的霸权,媒体便将她们追捧为"七十年代"的代表,说是她们是"七十年代"的代言人,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也正因为如此,我才终于忍不住有话要说。 我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在我成长岁月最关键时期中,中国经历了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转变。可以说"七十年代"这批人在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有着比前辈人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对历史有着比后来者要更认真更负责的态度。如今我们这一代已开始一批批走向社会,主动承担起历史与社会责任。在经历了相当的观察、思考和锻炼后,"七十年代"其实是以相当理性的姿态迈出自己的脚步的。 在我身边,有一大批生于七十年代的同学朋友,这群人给我一个总体印象是:都很自信、自知、自强、优秀并且几乎都很聪明、美丽,他们健康、明朗,他们活跃、勇敢、有爱心、富于理想,开明而知大义,但也很现实,不会做无谓的牺牲,相信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时至今日,我的那些朋友和同学们,有的已出国深造,有的毕业后正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已为人妻、为人夫,有的还在做着自我的寻找。作为同辈的青春见证人,我任何时候都可以作证:他们决非"坏孩子"!并且因为他们生活的真实态度,以及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成为很好、很真诚的朋友! "七十年代"们其实也崇尚自由的爱与性,所以我们在爱情方式上大胆,做事风格敢于突破传统限制,女性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性,也可以放弃一段已经没有感情的婚姻,但那绝不是卖身后还要立贞节牌坊。精神家园从不拒绝震撼。面对历史,我们已经有有权进行多种选择方式而不必太多承担。卫慧笔下的"七十年代"又岂能够代表我们?上海宝贝看到了人家的咖啡、雪茄、鸡尾酒、晚礼服、性解放,却唯独看不到大多数"七十年代"的的敬业、爱国、博爱、平等、尊重和宽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对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七十年代"能够承担得起自己的选择,承担得起这选择之中的欢乐、痛苦、责任和义务,我敢说,我们无愧于"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人并非成天混迹于酒吧、舞厅,和陌生男人上床然后说这就是爱情,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是思想开放到近乎无耻,成天无所事事除了做爱就是吸毒,七十年代的人不是颓废、放纵、病态、下流这些名词的代表,七十年代的人更不是自私、没有理想、只知享乐、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要知道,网易CEO丁磊、金洪恩总裁等等,他们可都是七十年代的人。 北京有个记者叫王蕤,生于七十年代,在八十年代那个寻找精神家园的年代里,少年的她不断地作着自己天真的探索:她来到内蒙古大草原,触到人类原始与神圣的呼唤;她采访工读学校学生,倾听来自"第三世界"的对话;她在贫困山区,体会马太效应;在个体摊上,听他们侃毛泽东;……她在生活的大厅里玩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肆意与疯狂。在美留学的那段日子里,她把自己变成零,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她开始用英文写作,和最优秀的美国学生用他们的语言来竞争,她很努力,因为她为着中国人的尊严与骄傲而学,她的成绩优异,论文永远是A,还在网球课上"毙"了最壮的美国男生。当嘻皮士、性解放、吸毒伴着特定的时代来的时候,王蕤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捍卫了精神家园。我感到这种撕裂后的选择是我们"七十年代"这批人应有的感悟。同这份美丽相比,"上海宝贝"算得了什么? "上海宝贝"们只能算是"七十年代"的垃圾,就像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垃圾,就像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好坏对错的绝对之分,但终有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 二十几岁的青春滑向另类,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媚外的奴性,还有混酒吧、吸毒品、性滥交,那种时尚、眩目、略带点颓废和病态的迷离的风格,这难道符合"七十年代"人的理性、宽容和对他人的尊重吗?卫慧成不了"七十年代"的主流,也绝不可能成为"七十年代"的代表!(摘自《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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